北京的画展太多。据说有的老外一天要接到好几十份请柬。尽管中国美术馆多少标志着画展的一定档次，但也常常一周中有几个画展开幕。

　　1993年10月26日上午，北京中国美术馆，又有一个画展将开幕……

　　10月26日这天开幕的画展名称平平——《九十年代艺术展》；画家也名不见经传，据说是12位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过的外省美术教师、干部。

　　画展定于上午10时开幕。9 时50分，一些观众开始进入美术馆，他们踏上西门台阶，目光就被西侧的情景夺去了──一个只穿着三角裤的赤身裸体的男人，站在一块铺开的白布上，他缓缓地举起一个灰色的坛子，举到头顶，开始倾斜，坛里流出鲜红的“血水”，血水从他头上流下，随着血水从他头上、身上而下的还有婴儿的小手、小脚、头！他俯下身子，把裹有血水的婴儿的手、脚、头塞进婴儿的身体，然后带着一身血水，留下一串鲜红的脚印，走进西北展厅，把婴儿悬挂在展厅内一块黑色的画板上。这时，人们听到一直伴随着这一过程的音乐渐趋微弱，就在似乎终止之际，由弱而强，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然后是一首苍凉的英文歌曲唱起……

　　如果这就是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那么这个名称虽然平平的《九十年代艺术展》就开始不会让人轻看了。

　　事实是，这件名为《流泪的天使》的行为艺术作品，既可以看作是《九十年代艺术展》的开幕式，也可以当作是这个艺术展的闭幕式。中国美术馆当机立断，宣布停止展出，并责令“肇事者”写检讨，交纳罚款1000元。

　　《九十年代艺术展》策划于1992年，当时12位艺术家还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这次展品进馆前，交纳了１万６千元个人储蓄和借款。开幕前一天，画家马保中的作品《英雄颂》被决定不宜展出，开幕前一个多小时，画家王世华的作品《肖像45》被全部撤下，但总算捱到了临近开幕。不能因为《流泪的天使》而使同学们的心血付之东流，“肇事者”张洹立即向馆方交了检讨和罚金，希望能让展出按10月26日─11月3日计划进行。

　　11月3日， 我在北京东郊的大山庄见到住在这儿的张洹，感觉他还没能摆脱画展流产的伤痛。他的几位同学，先后来到这儿居住的张炀、王世华、向唯光，也都笼罩在画展流产的阴影中。

　　我对“北京东村”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头。

　　“长城”边 大山庄

　　1992年春天，我在采访著名的北京圆明园艺术村时，听说北京的东郊，也有个类似圆明园的艺术家聚居地，有人把它叫做“北京东村”。这容易使人联想到纽约的东村。

　　现在大陆的人对纽约是越来越熟悉了。前几年，国内开始介绍西方的艺术村现象，最著名的地方就是纽约的苏荷区和东村。苏荷区在本世纪50、60年代兴盛，原先废弃的高大厂房被改造成为前卫艺术家们的工作室，随着他们的创作受到画商的承认，苏荷区成为繁华之都，而后来的新一代前卫艺术家由于无法承受日益高昂的消费水准，便在离苏荷区不远的东村，重新象当年一样聚居。圆明园艺术村是圆明园一带多处艺术家聚居地的泛指，“北京东村”也如此。不过也象圆明园艺术村落的福缘门村一样，大山庄是北京东郊人数最多的艺术家聚居地。不同的是，圆明园艺术村聚集的多是流浪画家，而来东郊的人多是进修生。据说，89年以前就开始有进修生在东郊一带聚居。

　　大山庄属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距北京东三环北京的长城饭店、亮马河大厦、昆仑饭店只有几公里。但不通公共汽车。从紧邻长城饭店一条小马路往东去，当你看到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和几个同样巨大的污水坑时，就差不多到达了。如果不是从长城、亮马、昆仑这些豪华级大饭店经过，我不会认为这儿就是北京的近郊。大山庄应该说是北方的一个比较贫穷的村庄，村里看不到好一点的建筑，村里小饭馆的老板说最近有两家饭馆关门了，他则在勉力支撑着，我和艺术家们在这儿吃了一顿饭，上了两盘猪肘子，５、６个凉菜，５斤水饺，加上两包万宝路，几瓶啤酒，二锅头，13个人吃饱喝足也只花了70几块钱，不够长城那边点一个菜的。

　　进村时，我看到墙上有招租房屋的启事。房租则比我想象的要贵，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月租要几十元，大屋（不超过20平方米）则要上百元，当然要比圆明园那边便宜些。不过想来农民房东们也不能说黑，农民是实在的，在馆子里吃饭，主副食原料不贵，算一点加工费赚一点就可以了，而一间屋子要几千元才能盖得起，租出去这点钱没有10年８年的回不了本。画家们说，只要不再往上涨就成。

　　大山庄艺术家的元老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六届研修班的5位同学。 他们原先都是外省的在职人员，在美术学院读书期间先后来到这儿，毕业之日起就是丢掉铁饭碗之时。年纪从30多岁到45岁的，多有老婆孩子在家乡。5位同学有4位是《九十年代艺术展》的参展者。

　　谈起终于未能举办的《九十年代艺术展》，他们的语调虽然沉郁，却还不失平衡。 中国美术馆收到罚金和检讨， 没有同意开展，也不退还为数不小的展厅租金（管理费？）。这在旁人来看已是难以理解的行径，也没有使受害的艺术家把愤慨形于言表，他们好像司空见惯浑间事了。

　　王世华：《肖像45》

　　据说最早来大山庄居住的是王世华。他来自内蒙古赤峰，是当地电视台的美工。41岁，可以想象这个年纪人的通常经历：上小学、初中，因遇“文革”而插队、回城，通过自学而掌握绘画技艺，被电视台招去……同龄人就这么过来的，我完全凭猜想，差不到哪儿去，人人都有一份同样的经历，但现在他与众不同了。他的毛腺发达，一头长发因浓密而膨大，加之壮硕的身躯，最简单的形象比喻就是象匹雄狮。最初见面你或许会对这匹雄师感到畏惧，但若细心一些，就会发现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

　　果然，在我与艺术家们聚餐时，几杯二锅头下肚，他泪流满面。我以为他动了思乡之情或者感慨自己命运不济，但其实是对在座的一位女画家的日常生活生出悲悯之心。他哽咽着解释“她是大山庄最苦的女孩”。准备在《九十年代艺术展》展出而在开幕式前被撤下的《肖像45》是王世华的近作。由45幅同样大小的画组装而成。文字实在不能描述这些“肖像”的丑陋不堪和令人恶心的感受，让我把一生中所有的噩梦加上所有对丑陋这个字眼的联想也不能制造出这些所谓肖像。我只有忍着恶心去琢磨他这些“肖像”的来源，好在不久就能发现他们都来自对某些原作的篡改涂抹。不是那种一看便知原作的改作，比如给蒙娜丽莎加撇胡子，整个儿是面目全非，只剩下原作的几块皮肤未加涂抹。

　　“这些肖像是画在美人挂历上的”，王世华终于揭开了谜底，“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说不清的。”美人挂历如今满世界都是，平日见惯，看花了眼也就顾不上去欣赏揣摩，而今画家这一解释，倒激起人去想象原先挂历中的那些美人该是多么丰饶多么楚楚动人。或许，这就是画家的心愿：人呵，您得从丑中去追思美，您得从苦中去追寻乐。

　　行为艺术家马六明、张洹

　　93年秋天，一对来北京办画展的英国著名画家吉尔伯特和乔治在大山庄看了王世华的画后说：“你的画在我们英国也将会引起争议的。”应该说，大山庄的艺术家们都在追求这种争议效果。抛开学了多年的架上油画，全身心投入装置和行为艺术的张洹说：“我的作品是为了让大家感到一种压抑。”这位29岁，来自河南教育学院的老师，在他大山庄的家里，继续鼓捣着他的系列作品《流泪的天使》。已有两件完成的装置，一件是一堆原色的塑料娃娃，一件是涂成黑色的一堆塑料娃娃，所有娃娃或倒悬或缺胳膊少腿，都装在一组并列直立的形同棺材的木箱里，木箱上部挂着白色的输液瓶。

　　张洹的住屋较大，有近20平方米，但只留下一张单人床的生活空间，用画板隔着，其他地方全被已完成的未完成的装置以及破铁烂绳、瓶瓶罐罐一类的材料、工具占满，看去就是一个工艺品车间。一个大铝盆挤在一堆材料、工具中间，盆里就是红颜料拌就的“血水”，一个塑料娃娃屁股朝天浸在血水里。“美术馆开幕式用的就是这个孩子”，张洹平静地说：“我是从印度博帕尔大灾难、广岛事件中得到灵感的，孩子受难更使人压抑，我们不能回避。”

　　大山庄还有一位从事行为艺术的马六明，更是这种争议效果的追求者。他“玩”的是涂脂抹粉男扮女装。“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我很爱女人。我不是同性恋者。”每当人们观看小屋满墙的男扮女装照时，马六明恐怕都得这么表白一次。

　　马六明是湖北佬，毕业于前卫气氛浓郁的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还是在做学生时，就为老师魏光庆的行为艺术《自杀系列》（1989年参加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充当过表演者。另外，他承认他一直有很强的表演欲，且越是人多越容易激动……如果说这一切是马六明最后走向行为艺术的原因，那么，来北京则加快了他的步伐。他在1993年６月９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终于来到这个被称为北京的城市，中国前卫艺术的中心。”马六明眼中的北京，除了具有普通人眼中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前卫艺术中心”。很快，这一点就得到了验证，来京的第五天他见到了住园明园艺术村的丁方，不到两个月见到了方力钧、刘纬、冯梦波、顾德鑫、王劲松、 叶永清等一大批前卫艺术家，甚至去了老外家搞的party，看到了崔健的洋老婆和女儿。

　　在各位名家面前，马六明拿出自己的油画作品，一边虚心请教，一边寻找自己的突破点。“也许我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不能光局限于平面的架上绘画，艺术是什么，美是什么？”在大山庄那间第一天来北京就住下的小屋里，马六明常常一呆就是半天，睁着一双大眼苦苦琢磨：“看着墙上我的照片，这不就是艺术吗？这漂亮的脸和那消瘦的身体，这社会的产物不就是社会的反映吗？”这一天是８月２日，来京的第55天。以后，每天他都要盯着自己的照片看，终于，他找到了切入点：“包装”自己。就在这时，英国著名艺术家乔治和吉尔伯特来到大山庄。马六明一阵激动，当场表演了一个行为：当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响起时，马六明脱掉上衣，用眼环视房子，最后发现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于是站在桌子上，用双手抚摸天花板上的裂缝。突然，有血流出来，顺着手指，一直流到手臂，全身，他一阵昏眩，张洹跑过去把他从桌上抱了下来……马六明把９月４日表演的这个行为命名为《与乔治、吉尔伯特的对话》。

　　10月，他精心拍摄一组题名为《芬·马六明》的女装照片，完成了来北京后的第一个行为计划。“我的宗旨是‘艺术——我永远为你打扮’，打扮这个词包含很多的美学的东西，打扮而得到的美是假的不真实的，同样，一个男人也可能成为一个女人。”

　　《芬·马六明》之后，他又设计出了好几套方案，自认为都是“最大胆最棒的冲击力相当大的”，准备在1994年出台。他说艺术有两种，一种是画得好的有欣赏价值的能进博物馆的那种，一种是探索的前卫的能够提出问题引起争议的。“我强调这后一种，我搞艺术一定要有冲击力，绝对要独挡一面独树一帜，当就当最棒的，否则就卷铺盖回家。”

　　马六明是不会卷铺盖回家的。他才24岁，单身一人，不仅无牵无挂，还有一个待他如父母般的二哥。二哥从小也爱画画，是他绘画的启蒙老师。马六明毕业后分配到华中电子集团公司当美工，工作两个月后，感到很难受，“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二哥，没想到二哥说那就不干吧，你要爱艺术就不要想着挣钱，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对你来说得浪费多少青春，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时间投入到你的艺术中去。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个哥哥！我很少给他写信，但只要一写信，他就明白我缺钱了，于是就把钱寄给我。我这一生中，最感激的人就是二哥。”

　　李国民：来自香港

　　介绍马六明来大山庄的是一位香港画家，名叫谭业广，91年至9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４画室进修期间一直住在大山庄。这期间，他的同学，也是来自香港的进修生李国民跟着搬进了大山庄。现在谭业广已回香港，但大家认为他是没钱了回去打工，还会回来的，“因为老谭对大山庄的生活很适应也很喜欢，过去他总是利用寒暑假回去打工，一两个月在香港挣的钱就够在大山庄一年的开销了。”谭业广来美院之前是香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

　　在老谭原来住的小屋前，画家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他，总而言之是个好人，热心助人，急人所急，改变了大家原先对香港人唯利是图的印象。另一位香港画家李国民现在搬海淀去了，但与大山庄联系密切，我再次去大山庄时遇到他，还有他那漂亮大方的新婚妻子杨磊。杨是大庆人，在中央美院进修时与李国民相爱，然后一同来到大山庄。

　　30岁的李国民看上去就是个大陆普通青年，祖籍广东，办“回乡证”入境进修，我问他为什么要来北京学习绘画，他说香港没有专门的美术院校，综合大学里有美术系，但要求高，一般人比较难考，费用也高，而在北京，既有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生活费用又低。“尽管香港生活条件好，但只要能搞自己的艺术，有最简单的生存条件，我就满足了。”

　　李国民93年 5月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个展《失去的梦》，从他带来的个展影集来看，他的作品，无论素描还是油画，都透出一种小心翼翼颤颤巍巍的向往与探寻，因为画里总有那么一只睁得大大的眼睛，或是十字架什么的。“我的创作是想尽量减弱外界那些技巧形式的影响，想回到小孩说话的那种纯真状态去。我认为艺术是一种修炼，是人生过程的一种修行。”

　　刚到中央美院时，老师不让李国民随心所欲地去创作，但后来看他画出了自己的路子，也就听之任之了。油画系第４画室本来也是搞现代抽象表现艺术的。李在香港是电焊工，美院假期里回去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受过伤。我想他那些画里睁得大大的眼睛、十字架以及偏蓝的色调，应该与电焊工这一职业有所联系。

　　女画家段英梅

　　没想到在女画家段英梅的小屋里，我看到了谭业广留下的两幅一人高的自画像，是个面容刚毅的汉子，画幅里满是扎眼的绿色与红色。

　　大山庄画家们有两句顺口溜：“再好好不过老谭，再充实充实不过小段”。说的是住一个院里门对门的谭业广与段英梅。小段每天精神抖擞地骑着自行车进城学这学那，几年里进修了很多专业，觉得永远有学不完的知识。学费和生活费由家里资助，目前又在工艺美院学装潢，以便尽早自立。

　　93年4月到大山庄“落户”的段英梅是个让人一见就喜欢的故娘。短发，圆脸，举止大方，言谈坦率。她早在90年11月就只身一人来到京城，原因很单纯：不喜欢原来那个工作，想画画。她是学理工的，毕业于东北石油学院开发系采油工程专业，分配在大庆采油厂采油钻井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她离开了这个单位。来大山庄之前，她一直住在城里，“一个人孤军奋战，没有激情”，认识大山庄的画家后，觉得可以跟他们交流思想，“另外，这边画画挺有感觉的。”在她的155元月租金卧室兼画室的小屋里， 挂满了她的油画。“我的主题一般都是自画像，我对什么东西最有感觉就画什么。我对我自己最有感觉。我想把我那种感觉在画面上表达出来，尽量接近我自己。”她指着一幅类似结婚纪念照模式的油画说，“左边那个女的也是我。”这幅画处理得漫画味十足，男士的胸脯上有一颗白心，女士的胸前是一颗红心。“我用这种白色表示冷漠。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可以给这幅画取个名字，叫《不相称的婚姻》。”她边说边捂着嘴笑，一点也看不出她是这一幅幅感伤的、郁闷的作品的绘制者，她的作品里色调极阴冷，蓝、黑、灰最突出。

　　问她想不想家，她微笑着说不想，将来也不回去，说回去不自由。聚餐时，她唱了一首歌《想要走四方》。

　　NO乐队

　　圆明园艺术村曾经有一个晚间新闻乐队，这里也有一个NO乐队。NO乐队的词曲创作兼主唱是吴hong金,来自上海，刚到北京就偶尔认识了张洹，张洹介绍了大山庄的情况，吴就跟了过来。虽然只来了3个多月，但NO 乐队已经深得画家们的喜爱。画家们承认随着与小吴交往的深入他们对摇滚乐的认识已越来越深刻， 而小吴说从画家的身上他学到很多东西。才成立3个月的NO乐队除了没有固定的鼓手外，已经拥有贝司与吉它手。贝司叶谦是北京人，1974年出生，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主音吉它是藏族人，叫边巴平措，生于1973年，原是藏族自治区歌舞团的。因为叶谦要上学，整个乐队每星期只排练一次。象所有没有出名的乐队一样，NO乐队正联系摇滚Party，以便早日在京城亮相。

　　吴租有两间小屋。一间10几平米的屋作排练室，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屋用来睡觉。这个卧室除了小床就是一大盒一大盒码放整齐的摇滚原版带，磁带的塑料盒上一律被锯开一个小口，吴说这是海关检查留下的痕迹。吴的打扮很摇滚化：披肩发，脸上架着墨镜，手指上戴着骷髅大戒指，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画家们说他整天都戴墨镜，谁也不知道他的眼睛长什么样。他说摇滚乐不是形式，又强调打扮与从事的艺术应融为一体。“我是暴躁的！我是愤怒的！”他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叛逆”这个词，强调自己搞的是“非主流文化”：“我在演唱时故意出现不和谐的刺激的声音，就是要让人不舒服，不然就不是摇滚乐！我决不把我的音乐降低到他们能听得懂的地步，他们能不能接受我无所谓。”

　　在挂着黑色窗帘，贴着范·海伦、“性手枪”等10几张摇滚乐宣传画的排练室里，吴为大家演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他边唱边弹着吉它，唱的是一首怀念死去的女友的歌，歌名以女友的名字命名：《莫非》。他对作品的解释是“想表达超越某种个人的东西”。他对莫非的死不无欣慰，因为她“离开了这个肮脏的世界”。在他几十遍声嘶力竭地呼喊“莫非”时，在场的画家，有的闭上了双眼，有的眼睛湿润。

　　问他为什么来北京，他回答：“在南方没有观众，北京有观众，也就是说北京有好的市场，虽然北京也不是很好，但它是中国唯一搞先锋艺术的地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是迫不得已。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没有依靠，但我喜欢这种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我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吴hong金今年23岁。正是搞摇滚乐的最佳年龄。

　　老大哥向唯光

　　大山庄的老大哥是45岁的向唯光，已经画了25年，原来是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的美协主席。爱人和儿子在双鸭山，他和女儿住大山庄。女儿18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环境艺术。就凭这父女流浪，也够震动的。

　　向唯光为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了一套《活物》系列，表现出他在前卫艺术造诣上的全面老到。画意是活人吃活物，人与“生猛海鲜”都是活的动物，画面呈现的造型是人像食物，食物也象人。形式是典型的涂鸦，在黑色的底板上用白色线条勾勒形象，再缀以一些红绿色块，完全是孩子在黑板上用粉笔画画的效果，但却是一幅幅用意用笔都大有讲究的艺术品。从石膏素描、架上绘画走出的向唯光，今天只剩下还在画布上作画这一丁点儿老底了。

　　“我不主张女儿走我的老路。现在的美术教育，把孩子的天性归拢到一个道儿上来，集中到一个思路，把一些天才训练到麻木不仁然后毕业，以后谁想有出息谁就一个一个再从里往外蹦，脱离原来的路子，所以是作茧自缚。造就人才的根本路子应该是在练基本功时，就把儿童最天真最本质最有想象力的东西引发出来，让它更丰富。”

　　向唯光好象有很多感慨憋了很久，一口气说了不少想法——“我认为美术学院强调的基础啊用材料那种东西太局限。谁创造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技术，并不是说美院的那种用色用笔就是基础，那只不过是技术的一个方面。基本功还应该包括艺术构思能力，抓住艺术本质的能力，想象力甚至创造力。应该说，想象力是艺术家的基本能力，有了想象力，能创造前人没有的形式，哪怕这创造大家都不承认，但只要是崭新的，就成了创作。

　　“我愿走生路，不愿走熟路。我的同学都认为我跳跃太大，今天拿出来的和昨天的没有多少联系。实际上这些东西在脑子里原先杂七杂八都存在着，说不定哪天就跳出来一些。搞过的东西我就很厌烦，明天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题材下去，观念会不会延续下去，都很难说。我的将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张炀：与孔夫子同乡同行

　　大山庄里5位来自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同学也不都是完全不搞油画的。 高阳和张炀二位就仍然坚持在架上作油画。高阳的画使用非常浓重的油画颜料，就像用泥在抹墙。画面完全由一块块厚实的油彩组成，只是隐约可见油彩的底里透出的人像。

　　“我想我还是要搞油画的。”高阳这么向我宣告。

　　张炀以《执手电筒的人》一组系列油画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幅很大，每幅都由两个不一样大的画框组成，房子里已展不开一幅画，要搬到院子里才能拼接而成。每幅画的主体都是一个弯腰曲背的打着手电筒的人，使人想到“摸索前进”这几个字。张炀说人物姿态得之于纤夫动作，执手电筒是一种符号，让人一看这个符号就知道出自一个画家之手。看来他还要继续“打手电筒”下去，但这画幅实在太大，半幅就是一人多高，光画框、画布、颜料这些材料费用就够他受的。我真为他担心，我知道他还有个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今年暑假来过大山庄，名叫丹丹，还需要抚养呢。

　　张炀说他并不拒绝“画饭票”，也就是画那种传统的装饰性油画去换柴米油盐。他说这种居室装饰用的油画只要几天就完成一幅，能换个千把块钱。“这方面，我们都是熟练工了，高阳在美院传统油画上还得过奖呢。”张炀对古典绘画和前卫艺术之间的区别的看法并不激烈。他认为古典绘画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前卫艺术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反映的技法自然不一样，反映的方法更应当有本质区别，比如现在人们不说反映而说表现，但前卫艺术并不是超越现代生活的，至于人们不理解、看不懂，那是对新技法新方法还没接受的缘故。

　　张炀来自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这位孔夫子的同乡，原本也是孔夫子的后世同行，浪迹于北京东村时，还是文质彬彬，温良儒雅，外表看去与前卫艺术家的毛发森然完全不同，只是爱戴一顶大檐小帽，帽檐儿常使他发表全面而精到的议论时显不出目光的神采。

　　我在圆明园艺术村采访期间，前后遇到过３位“村长”，虽然那都是当时艺术家们戏称的，但在召集组织什么事时，“村长”们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大山庄没有戏称的村长，不过据我观察，张炀有那么点儿“村长”味儿。他经常做些联络性服务性的事儿，比如下馆子时点菜啦，合影时担任摄影啦等等。

　　“我们的目的不是重新再搞一个圆明园艺术村，”谈到他们几位同学当时怎么就到了大山庄，张炀说，“大概是因为中央美院、工艺美院还有北京画院都在东城区、朝阳区，我们很偶然地撞进了这儿，这儿就成了聚居地。我们希望来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有实力的，是追求创造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这儿叫做北京东村，就象纽约的东村一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