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位电视界人士给了我一盘录像带《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1991年，一位北大博士告诉我，圆明园兴起了一个艺术村，那里有一群流浪画家……

　　1992年春，一位来自外地的美术朋友说，他租了一间小屋，地点就在圆明园艺术村……

　　一种挡不住的诱惑，驱使我走向圆明园艺术村。

　　挡不住的诱惑

　　第一次到福缘门村（即艺术村），是1992年4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的画家。他们没有抱怨生活的贫困，对自己的“三无”（无户口、无公职、无家庭）处境也只字不提。他们以每天能填饱肚子能画画为满足。

　　他们寻求快乐，快乐来自于酒和女人。他们列出了一周中的喝酒名目：星期一为生日而喝；星期二为离婚纪念日而喝；星期三为感冒好了而喝；星期四为希望而喝；星期五为客人来喝；星期六为女朋友来喝；星期日则为休息而狂喝。

　　对女人，他们用的是最直截的语言、最本能的行动。他们令人对时空产生一种恍惚：社会是进化到了共产主义还是回到了远古的原始部落？画家们称自己是未被异化的人，并自我宣传道：画家对女人最温柔。

　　艺术村还有件奇怪的事：我在小珂家看见的小黄狗，几天后又出现在伊灵家。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这条小黄狗谁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它特别喜欢画家，村里每个画家的家它都去过。小黄狗使画家们再次为自己的善良所感动。

　　他们喝着生水，住在没有邮局、没有公用电话的村里。他们拒绝自己的父母前来看望，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给父亲画了一张线路图后悔不已。对于来访的人，他们一概要验明正身。

　　现在地球也不过是一个村庄。

　　敏感的记者们还是来了。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

　　27日早晨，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拿着中青报，前来找“郭村长”报名，两个解放军准备一退役就来艺术村画画。画家们哭笑不得，说他们自己还没有找到组织呢，他们决不敢弄成有组织的模样。

　　又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某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要来艺术村，画家们说：“好，咱们终于可以有组织啦！” 画家们对艺术村的闻名于世忧喜参半。喜的是知名度越高，画商慕名而来的就越多；忧的是农民快疯了，拚命想从画家们身上发家致富，房租一涨再涨，做一个把４根木条钉在一起的画框，村里的木工要收7元钱；政府的人也常来光顾，说画家们的一举一动均在他们眼皮底下。福缘门村村长找到画家们：听说咱村又有村长了，我怎么不知道……

　　果然，画商来了── 一个6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女教师被在台湾的弟弟接出去观光之后，眼界大开。在台湾、在美国，人们都谈到了圆明园艺术村，于是，她回到大陆，想来艺术村一试，充当国外画商与艺术村的纽带和桥梁。

　　其实，早在女画商之前就有人无偿地为画家们做过善事。他就是在村里与画家们比邻的高山。高山是西安人，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三年级学生，因嫌学生宿舍吵，来村里租房住。一天，他偶然认识了村里的画家鹿林，立即被鹿林的画所吸引，以后他又看到了伊灵、岳敏君、魏林等人的画，尤其被画家们这种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为艺术而吃苦的精神所吸引，决定为圆明园艺术村举行一次亮相似的画展。他发挥自己能言善侃、极有煽动力的优势，紧锣密鼓地张罗了一星期，终于使一个由朋友赞助的画展出台了。1992年5月19日至21日，“92新时期六人画展”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参展作者都来自圆明园艺术村，他们是鹿林、伊灵、魏林、魏野、岳敏君、杨绍斌。

　　画展没有卖掉一幅画。

　　这次画展没有公开打出圆明园艺术村旗号，但一个月之后在北京音乐厅画廊举办的画展则命名为“圆明园艺术家伊灵、红波、李益、梁伟四人画展”。音乐厅画廊经理听说画家们来自艺术村，顿生恻隐之心，每天少收80元场租费，一个星期的展览为画家们省下了560元钱，另外画框、玻璃都未收租用费。然而，他们还是支付不起昂贵的宣传费用，有家电视台主动提出为他们在晚间新闻中播出，但要劳务费150元。

　　看画展的人廖廖无几。

　　为期一个星期的画展结束了，结局与“六人画展”命运相同。6 月24日，展览结束的前一天，我去了北京音乐厅画廊。冷冷清清的画廊除了４位画家在场，别无他人。红波躺在画廊宽大的窗台上不停地唱粤语歌，一向有理智的“郭村长”伊灵也情绪低落，说着：“画家没救，艺术村要完啦！原指望外国人会来看画展，但外国人也指望不上了。”据来自江苏盐城进京办画展的朋友说：有些驻京的外国人一天能收到60份画展的请柬。

　　作画难，卖画更难！但艺术村仍不断地有画家来找房子。据我这次艺术村采访时的“向导”徐一晖统计，村里的画家已有42人（截止92年5月底）。

　　徐一晖，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艺术学院毕业。85年开始搞现代艺术。自由职业者，住艺术村。曾为香港《中国时报周刊》拍摄艺术村照片，拍照过程中，与村里许多画家建立了友谊。对于我的多次打扰，他从来都是欣然从命。

　　一天，我和徐一晖在去一个画家家途中，遇到一位手提一只烧鸡的陌生人，陌生人问我们认不认识一位住在村里的画家，徐一晖说：“哟，不巧，他今天进城办事去了……这样吧，你从他的窗子里翻进去，坐在屋里等，晚上他会回来的。”陌生人离去后，我问徐一晖，为什么要别人翻窗子。徐一晖说：“进屋等人等得才定心，这样烧鸡也就不会飞走啦！”傍晚，我们走得腹内空空，徐一晖提议去今天进城办事的那位画家家吃晚饭，我没有去。回到家里，吃着有鸡有鱼的晚餐，我这才猛然想到徐一晖为什么想去有烧鸡的画家家……

　　下次再去艺术村时，我手里提了只烧鸡。徐一晖想赚钱，想让我帮他找女朋友，这些我都没门儿，烧鸡却是小事一桩。面无血色的徐一晖看见烧鸡，眼睛发亮了。并要拎到鹿林家去一块儿吃。这时黄瓯来，手里拿着一棵包菜、四根葱、一袋香肠，请我们去他们那儿吃午饭，徐一晖指指烧鸡：“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有烧鸡！你们还是过来一道吃吧。”

　　黄瓯回家叫上同屋的叶友，加上我、徐一晖和他来玩的弟弟，共５人浩浩荡荡地朝鹿林家开进。路上，遇到张红波，大家邀请他也来，他一听有烧鸡，想了想说：“看你们这模样，又得喝酒。我要赶画，一喝完酒我没法画画了，不去不去。”

　　鹿林和他的女朋友婕看见烧鸡，立即张罗做饭，大家提议因为人多鸡得切得小小的，最好象鸡丁那么小。鹿林听完建议开始认真地剁鸡，但鹿林的狗麦克围着鹿林转着圈流着口水，鹿林挑了一小块鸡皮扔给麦克，麦克立即叼起鸡皮往院子里跑去。不一会儿，院子里搭起了一个用板子辅成的饭桌。鹿林又派人去请来大拙。我们一共８人，在酸辣泡菜、香肠、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前就座。这时，我突然发现麦克还在将嘴里的鸡皮放下又叼起、叼起再放下，我问鹿林这狗怎么啦，鹿林说：“它舍不得吃呢！”

　　开吃前，有人问喝酒吧，鹿林说：“不喝，就这么吃起来吧。”切得小小的一盘烧鸡是最后端上桌的。大家吃得都很客气，或许是长期饥饿使大家的胃缩小了。鹿林还用鸡骨头在电饭煲里煮了一锅汤。尽管大家吃得很小心很礼貌，但当米饭煮好后，桌上所有的菜、汤已被吃光。于是，大家一边吃着白米饭，一边回味刚才的种种美味。婕说；“如果有两根香肠放在米饭上这么一蒸，那吃起来才香呢！”

　　“为什么不放四根？”大拙问。

　　“为什么不放六根？”黄瓯接下去。

　　“为什么不放八根？”大拙再接下去。

　　“为什么一根都没有？！”黄瓯说。

　　大家全都笑了。午饭结束，鹿林总结道：“这是我头一次吃饭没有喝酒。”下午我去红波家，得知我们中午没喝酒，直说遗憾没有吃成鸡。

　　名士自风流──村里的“名人”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的“向导”徐一晖带我去了郭新平家。徐一晖敲了敲一扇紧闭的铁门后，有人来开门。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30岁左右的年青人，这就是那位1983—1987年因骑自行车环游全国而成为传奇人物，现在村里被画家们叫作“村长”的郭新平。他微笑着请我们进屋。

　　“因为来的早，后来的画家叫我村长，开玩笑的。我的笔名是伊灵，以后叫我伊灵好了。”伊灵是上海人，普通话里乡音很重。但一不小心就有些结巴。

　　他住的是每月120元租金的独门独院，院子很大，房子也大，只有一间。屋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大画案。满墙都挂着他的油画、国画以及他在木瓢上作的画。

　　伊灵看一眼屋外的日头，说：“天这么热，你一定很渴了吧，我这里有凉粥，你喝点……”他从桌上拿起一个用罐头盒做成的“碗”给我盛了满满一盒粥（用煤油炉煮的）。凉粥喝完，立即觉得饥渴全无，因为没有菜吃，反而品出了米粥的甜香的原味。

　　伊灵是88年来北京的，先在北大西门的娄斗桥住，后又搬到福缘门村。他说：“我现在心态变得很平和，象什么早晨的散步、吃一顿米饭，这些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我能把它当成一种享受了。我认为搞艺术的只有先回复到这种心境时才能真正地去搞艺术。”一旁的徐一晖也说：“我现在也特别喜欢这种平静的心态，而在南京就不行，总看到周围的人这样或那样，老是受到一种世俗标准的约束，而离开这一切，就不受刺激，什么也不去想了。”他们又谈到为什么心甘情愿远离亲朋好友过流浪的日子，就是因为在家乡放不开手脚。伊灵说：“我母亲多次写信要来看我，我坚决不让，她来看了肯定会难受。为了让她放心，我精心拍了几张照片，照片里有开着鲜花的院落、布置得干净整洁的小床……”

　　伊灵说他这几年过得很不顺，没有前些年环游全国时一无牵挂。“来京后，我的奶奶和父亲相继去世。”他的话，让我想起有关他留胡子的传说：那年，他在北京，接到家里拍来的父亲病危的电报，他火速赶回上海，但父亲闭眼前还是未看到他……痛苦的他开始蓄须明志：不获得成功，决不剃须。我问他什么是成功的标志，他有些为难地笑了：“这很难，很难有个尺度。”

　　“听说你认为画100幅大画就成功了，是吗？”“如果这100幅都能让自己满意，那当然就是，不……很难说。”

　　这几年，他也有一些得意的事：比如，他在女人方面很走运，女大学生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可以说仕女如云。他在上海的妻子也是他的崇拜者，认识他的第一天就说：“我要跟你走遍天涯海角！”他声明道：“跟着我过不了好日子，我没有钱……”可姑娘说：“会有的，我相信你以后一切都会有的！”

　　姑娘的话带来了吉祥，空前未有的，88年,他卖出了118张画。当然很大原因是他卖的特便宜──100元人民币一张。那是一个南朝鲜画商，看中了伊灵的画，问伊灵什么价，伊灵说200元一张，画商说他回去考虑一下，就走了，伊灵想肯定没戏，没料到画商来了电话，说他只能以150元的价买画，若愿意可以前去找他。“当时，我正要与女朋友结婚，可我身无分文，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带上画去找这位画商，也许见了面还可以提价吧。见了面后，画商打开了我的画夹，只选了10张，这10张是我最好的画，我急了说这么低的价我不卖了。画商说他没带太多的钱出来，而且他愿意以后长期收购我的画，这次回去还准备为我出画册，他说想买走我的所有的画，但只能100元一张，我当时脑子只发热，他又是为我拍照又是问我的简历，我数了数带去的画，共118张，也可以卖它一万多呢……于是我一咬牙就全卖掉了。卖掉后，我就与女朋友结婚了。我是纯粹以卖画谋生的画家……”

　　伊灵的画充溢着西南少数民族的色调和情趣，这得益于他83年至87年的环国考察。连他身穿的汗衫也绘着与他的画风一致的图案。汗衫上的图案是他自画的。他告诉我：环游全国使他有一种自信，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会干成。

　　听他说话时，我的眼睛老是不由自主地看他那只被炉火烧伤的右手。这是在一次艺术村画友们狂饮时，醉了的他把手背放在煤球炉上烧伤的。这之后，他的手肿了，不能画画达一个月之久。半年后的今天，这只烧伤的手背留下了一片紫红色的印迹。伊灵说现在只有两点最让他发愁：一是要尽快画出满意的作品，二是钱总是用完。他说整个艺术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生活但没有作品；不断有人因为卖不出画而被饿走……

　　“一想到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心里就很难受，我一定要画成功，以不辜负那些爱我关心我的人！我只有一个信念──画到死为止。”

　　我们告辞时，伊灵对徐一晖言道：“你还是得画画啊，拍照不能糊口，造价高不说哪有那么多报纸会要？我们是画家，不画画不行啊！”出门后，我对徐一晖说：“‘村长’可批评你啦！”徐一晖笑了：“他就是爱劝人，不然怎么能混上个‘村长’呢！”

　　山东人鹿林，人称艺术村副村长。他62年生， 81年毕业于山东青年工艺美术学校。来北京前，是济南二轻局中专学校的美术老师。他住两间房，每月租金170元（不含水电费）。走进他的院子，一眼就可看见门前、窗下的一溜空啤酒瓶。至今为止，村里还没有人能喝得过他，他自称“酒仙”。

　　他的屋里有几样家俱：一张大长方桌、一对木沙发、几张小板凳。这些都是他刚来村里时出门吆喝“有旧家俱卖吗？”收购到的，一共才花了35块钱。他用鲜红的油漆将它们重刷了一遍。画室墙边的一排小木箱，也是他从商店收购的，每个３毛钱。

　　用皮带将脑瓜扎了一圈的鹿林，是个特别逗乐的人。肚里的笑话永远讲不完，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我曾听他用山东话学着校工的语气讲他自己的故事：“我告诉你们呀，鹿林是个疯子！我亲眼看见他手里拿着酒瓶，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一尿壶（痰盂）水泼到纸上……”

　　那天，我和徐一晖都在他家吃午饭，饭前我们说去买两条鱼，鹿林说：“没卖的，要吃鱼都是自己去河里捉，田螺也能捞到。”徐一晖是江苏人，一听到田螺直流口水，但鹿林马上说；“你捞不到，圆明园的田螺早被我们捞光了，得上树才行。”“妈的，田螺怎么会在树上？！”徐一晖将信将疑。“田螺怕画家，吓得从河里爬到了树上。”鹿林说完，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他有一条黑狗，是他刚搬来时从街上捡来的。他叫它麦克。当它喝鹿林洗墨笔的一盆黑水时，我让鹿林去管管它。“没事儿，让它去。这狗捡来时是白色的，因为老喝墨水，就变黑了……”他说着又乐得张开嘴笑。那狗的肚子上还真有一块皮毛是白色的。

　　他来艺术村应该说是被人“逼”的。逼他的人是原《中国美术报》编辑栗宪庭，当时栗介绍大陆现代艺术家的画，派徐一晖去取鹿林的抽象水墨画。徐一晖到了济南，见鹿林早已下海，煽着一个40人的装修工程队，整日挎着大哥大、骑着整个济南最豪华的美国“野狼”摩托车（时值一万多人民币）……徐说明来意,并告诉他北京有个艺术村，鹿林二话没说，扔下工程队，扔下老婆和６岁的儿子,来到了艺术村。不久，92年春节来临，画家都回老家过年，唯有他与另一位贵州画家张红波留在村里。老婆一气之下，坚决跟他离了婚。为此，他有好一阵讲不出任何笑话，情绪坏到极点，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儿，每天借酒浇愁……

　　后来他认识了来艺术村玩的女朋友。他说：“她很爱我，当天就跟我上了床……”女友喜欢他的幽默和快活劲儿。鹿林整日不离身的一条大裤衩就是出自这位学服装设计的女大学生之手。这条用白色老棉布做的大裤衩，裤边垂着长长的须，右侧用墨笔写着巴掌大的两个字：鹿林。

　　他虽然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鼠眼，为人却热情坦率、胸襟宽广。村里的画家都在他家吃过饭，他能最先知道谁快被饿走，如果谁笑容满面走进他的院子，他可以断定这个画家已是囊中空空了，他总对来的人说大家有什么吃什么吧。画家们称他为“鹿大侠”，新来的画家也以认识他为荣，好象他真有三头六臂能给他们什么帮助似的。有一天，已是凌晨，一位新来的画家来串门，正要去睡的鹿林只好陪着，鹿林问他有什么事，那画家说没事，一直想来找你聊聊，可后来那画家一句话也聊不出来，鹿林就一直陪着，直到画家主动离去……

　　除了做人，他的作品在村里也是被画家们所公认的。来村里之前，他就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他的画曾去日本、美国参加展出。对他的抽象水墨画，美术评论家王仲曾有评论：“他的作品，展现了一派博大的深邃的似东方情趣又超东方情趣的美学意境。”鹿林说，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画家。

　　他有一个30平米的大画室，他喜欢画大幅的画。画室中央的水泥地上，永远铺有一块染满墨汁、各种颜料的大画布。他的画里有许多喷射的墨块。鹿林说：“我每天早晨用两个小时画完一张画。”“这么快？”“是的，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画画时有一种快感，所以一天只能画两个小时，得节制才行。”说完他自己乐得不行，他总是比别人先感觉到自己的堕落，也常常在这时被女朋友狠狠地踹上一脚。他又说以后不能每天都画一张了，造价极高，光是一张宣纸就得花80元。他每画一张画材料费是120元。

　　因为混得太火，他被许多人盯上。他的屋，治安人员来得次数最多，什么事也没有，也得嚷嚷几句：“鹿林，你这样不行，你看你的屋子里除了唱片上有几个中国字，全是外国字！”如果看见床铺下的狗，就更加理直气壮：“狗还在，罚款50元！”鹿林因为舍不得狗没少受训。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房东来收房租时说：“下个月你就不要交人民币了，交美金吧。”因为有次他去小店买东西，身上没带人民币，就拿出外汇券来买，于是“鹿林有美金”的消息就传到了房东耳朵里。其实这时的鹿林连人民币都快用光了，他连“红缨”（0.35元一包）都抽不起，而是用烟杆抽烟，一大塑料袋的烟丝才一块多钱。

　　最后一次去艺术村时，鹿林的院里很冷清，昔日高朋满座的大画室挂着一把锁。鹿林不在。后来我去伊灵家时看见了他，他说他正四处找房，离开要美金的房东。现在伊灵每天请他吃一顿饭，并介绍他认识法国画商。鹿林从前借过钱给一位潦倒的画家，现在这位画家卖了画，于是鹿林理直气壮地去让他还钱，没想到这位画家反说他不够义气，说“要钱没有，家里的东西你只管拿……”

　　这个昔日的大户手拿一瓶啤酒，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他想起了曾经拥有过的“野狼”，“我的野狼，座位宽得很，喝醉了都能坐在上面照开，特稳！”

　　算起来大东（假名）也是艺术村里的前辈，他是88年就搬到现在住的独门独院的。“那时这里很清静，整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小卖部也只有一个，还很远。每月给50元房租,房东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涨到100，房东还觉得很亏，还要开赶，要把房子租给做生意的人。”

　　披着柔软、稍有弯曲的长发的大东，约有30岁，面色白净，衣着清洁整齐。他来自边远省份，白族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早在85年（他还是大二的学生）就与人合办了《无题画展》，因展览形式的独特别致，在美术界引起了关注，是大陆新时期现代艺术较早的实践者。他的《出青海》曾获中国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一毕业他就过起了自由职业画家的生活，“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赢得时间，而如果在一个单位上班，就必须花时间精力去维持与领导、同事的关系。我认为艺术家应处于最自然的状态，活得应该最真实。”

　　“你的女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吗？”“她看惯了，也就无所谓。”他的女朋友是大学的音乐老师。大东的家是艺术村最干净的。当然，他的家也是最富的（在村里的画家眼里可称得上是奢华），他有12寸黑白电视、冰箱、洗衣机，还有席梦思及小地毯。他明白地告诉别人他是用父母的钱生活，认为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快速提高水平，成功率更高。但他父母来看他时，却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求他别这么下去了……

　　他画以风景为主的油画。画如其人，细腻、干净而优雅。屋里在大画下，还摆了一溜小幅油画（32开），是那种很迷人的风景画，他说画这批画，是准备卖钱的，他需要为夏季去新疆的旅行筹一笔费用，他准备以每幅70美金卖掉，“这种画好卖，事情就是这么怪，象这种不花精力时间（最快的两小时就成）的画，比大画好卖多了，而那些花了几个月画出的大画却根本卖不动。”他很反感社会上有人说画家到艺术村是来淘金的。

　　“做职业画家代价挺大，挺苦的。”他说，在美国，艺术家是有救济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他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中说:“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意味着他也拥有过上舒适生活的权利?）创办了公共美术计划室，计划室提出，帮助经受了1929年危机、尚处于困难时期的艺术家，是它的目的。计划室向艺术家订购了大批作品，在困境中，艺术家们不但没有饿死，还创作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

　　大东有一本[美]罗伯特·Ｌ·赫伯特编的《现代艺术大师论艺术》，他对保罗·克利的一段论艺术家的话深有同感──

　　但是作为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存在物，他（指艺术家──作者注）也是未经同意就被带到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也和你们一样，不论好坏，都必须寻找自己的路。

　　他不同于你们的地方，只在于他们能利用自己特殊的天才去驾驭生活，他或许要比那个既无创造性表现方式，又无通过形式的创造获得渲泄机会的人，要幸福得多。

　　这一质朴的有利条件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艺术家。因为，他在其它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够多了。

　　摘自：《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