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

　　这个概念是在数十次公开的表演中被强化出来的，尤其在与大众的接触中，似乎需要一个确定的身份去描述那些看上去模糊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有些学者朋友面前，自己不得不沿着海德格尔谈技术的思路，不厌其烦地唱和着一个杯子的故事：一个杯子，装水的时候称为水杯，装烟的时候称为烟缸，给小孩儿接尿则变成了夜壶...而水杯、烟缸、夜壶都不是它，这样，我又变的什么都不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下，我开始穿梭于市民、商人、诗人、学者， 同行之间。

　　究竟这个披上“行为艺术家”外衣的人是什么？还是从自己的幼时说起。

　　我的文化渊源和毕业于解放前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外婆有关，外公是留日的，抗战时从东北迁往重庆，后定居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至今能写些诗词、间或流露出一些古典的忧郁气息想必受熏陶于那时外婆借以消遣不断吟念的唐诗宋词。六岁那年回到四川泸州的父母身边读小学。开初，学习兴致很浓，虽用功少，但成绩一直不错。由于文化课的优异，尽管美术表现出众，但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父母亲在那个年代，似乎并没有把“艺术”构想进孩子的将来。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自己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灰色的记忆是从初三开始的。一方面，由于小学过分受宠，尤其老师们在批评“坏学生”时总爱以我做比而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因读了过多的“野书”，逐渐怀疑起学校的教育制度，已无心上学，成绩直线下滑，逐渐失宠于老师；而一直认定了上大学并始终维护着名次的“好学生”早对我以前的出彩不满...说不清是怎么开始的，以后的几年里，自己与周围的同学、老师渐渐疏远。八九年是当时高考实行预考制的最后一年，通过预考后，我放弃了高考，成为父母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一大新闻。不久，在一个闷热的深夜，我选择了一条寂静的马路实施了唯一一次的裸奔。当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行为艺术”。那是八九年一个闷热的夏夜，我十七岁，刚放弃了正式高考，自觉没有出路，心里郁闷难当。当时和一个朋友漫无目的的走在四川泸州市泸天化宿舍区一条柏油路上，记不清为什么我们打起了赌，他问我敢不敢脱光了衣服跑两趟，我沉思片刻，便答应了。当时凌晨一、两点钟，街面空无一人，我把衣服交给他后便飞快的跑了起来———心脏跳得飞快，象是要从腔中迸出来，隐约记得有个值夜的男子在十多米远处很吃惊的呆望着，在我跑过之后发出一声吼叫．．．．．．一年半后，我来到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基本功（当时仍未听说过什么“行为艺术”），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写生，当时同学们都老老实实的弓着背画水粉，我有些烦躁，莫名的捡起一只被人废弃的白色塑料袋，走到水塘边用一只手吃力的把块大石头揽在胯上，另一只手举着塑料袋用嘴轻轻地吹．．．还让有像机的同学把这拍了下来。

　　高中毕业后，对当时的教育体制我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基于这种心态，包括看到艺术院校表面的自由下依旧呆板的教育方式，９１年，在四川美院培训班呆了一年后自己最终没能坚持报考下去，初恋的女友也为此离开了我。一切似乎很明白，为争取到一个大众认可的位置你必须妥协、委曲自己的独立人格，甚至蒙蔽内心的那点真性，就象多数同胞唸叨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尤其我们活在一个高度赖以“比较”的人群中，当时被普遍看重的文凭与眼下时尚的手机、轿车、别墅等等其实都是“比较”链上的交替环节。最近关于“知识分子流氓化”的系列表演自己就揭示了“知识分子”在达到权力目标的奋斗过程中，为趋利避祸常扭曲其人格，一旦得势便厚黑形外。尤其飘浮在传统根基之上又普遍丧失了信仰的当下。近来火爆起来的色厉内荏的“新人类”敢于张狂而不可一世，不正是有一片向得势者鞠躬的土壤吗？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发觉自身已难以溶入周围的人群。那时美院的师生大致分三种：一种生活过分靠感觉，很“花”；一种看重掌握技术（国内艺术院校普遍偏重技艺的培养），尤其象雕塑系和工艺系，多数学生对未来都有明确的目标——独立工作室或是开公司；还有就是希望把画画好，能通过画本身过一种“贵族样式”的生活。应该说，后者是多数学生可望不可及的，搞艺术的同时还能过优雅的生活，受人尊重（自己也一度产生过这样的梦想）。行为、装置艺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师生还停留在几个模糊的单词。

　　为了真正独立起来，离开美院后，我开始下海从商。先是在几家装修公司干，一开始很累，常常因加班和工人一道睡在现场临时铺的地毯上。刻苦与能干逐渐打动了老板，自己后来介入了业务工作，并有机会与老板、客户一道出入酒楼、夜总会、星级宾馆等高消费场所，目睹了林林总总的众生相。这些经历为自己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不否认，在当时自己算得上是高收入，加上精力过人，和很多单身“白领”一样，爱把钞票投进各式各样的夜生活，也品尝了不少时尚的刺激。在灯红酒绿的状态下，一度想到过放弃艺术的追求，除了生活的快感，还因为在下海的过程里，发现了自己经商的能力。即便今天，我敢于在创作之余依然留下几条退路，其中之一便是商业。

　　商业环境同样有着商业环境的尴尬，毕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几百年前的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远不象我们的今天面对若干的参照物——依然迅猛且遥遥领先的美国，地广人稀容易引发移民情结的加拿大、澳洲，恒定有着清晰文化脉络的欧洲，毗邻折腾不断的亚洲四小龙…国内众多人口排开文化素质偏低不说，对自身传统的疏远、漠视伴随着种种欲望沉渣泛起…当时的南方，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商业环境中，我看到了肆意穿行的浮躁和泛泛面临生存环境的尴尬。能否有一种艺术出现在民众当中，从一个看似独特其实更本质的角度提出问题，又不是说教式的，既有效地引发人们的思考同时也保持其纯粹及高度？虽从事商业，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着许多看似和商业无关的问题，其中纠缠着这样的拮问：为什么要追求艺术？为在挥洒才气的同时获得一份愉悦？得到舒适的生活条件？以此方便出国满足一下好奇心与虚荣感？答案在一次次的反复中逐渐清晰，那就是--随这块土地的痛苦而痛苦、随这块土地的尴尬而尴尬、随这块土地的快乐而快乐、随这块土地的变化而变化——为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献身，为给东方文化提出一种创造性的解释而努力，进而创造出本土的当代艺术，用有价值的精神食粮去平衡过于物化的心灵。有了理想之后，在具体怎么办时自己再次陷入了思想的困境；周围，古典的人文环境已经变异，继续狭义的描绘“唯美”对我来说实在勉为其难，如在画布上放纵一番又容易落入西方表现主义的范畴．．．．．．

　　93年，从当时《文摘周报》一小块文字里读到北京有一自由的画家村时，我立刻放弃了自己在机场路的广告部独立承接的300平方米路牌广告，片刻不歇地赶到了那里。当时自己21岁，每月收入已有两万元，时值机场路两边刚好辟为经济开发区，自己的广告部又挂靠在当地最炙热的一家开发公司下，可谓风雨兼顾。随着改革的深入，商人在人群中的印象和八十年代比较已发生根本性扭转，大好形势下，面对我的一走了之，家人曾用心劝过我：要追求艺术，完全可以先赚一笔钱，买上一套足够大可充当画室的房子并且衣食无忧了再静下来搞。这是一条看似更完美的坦途。由于职业的缘故，我结识了不少的装修或广告人，他们多半有绘画的前科，也多半有这样的梦，或不时流露出这样的梦以示高雅的一面；但和他们交往越深，越能感到这样的梦在他们越来越顺利的商路上也越来越象是海市蜃楼。除非艺术包括了“行画”（圈内人对单纯商品画的通称）。他们中的部分确实会在经商面对逆境的时候抄持其“行画”，作为一种状态或心理、经济上的过渡，外界也一概会将其归入从艺的范畴。中国民众对艺术的理解最为简明，也最为含糊，这和艺术长期在教育中沦为“豆芽科”不无关系。我虽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古典主义者，但始终相信艺术中最为可贵的原创性一面。今天有一些批评家撰文，称当代艺术原创性已消解，眼前艺术正面临着“日常生活化”，至于这里面有没有原创，他们没有详说。这很荒唐，作为一个表述基本精神指向的词语，除非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叫“原创”的玩意儿，要么就是支撑语意的语境已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不同时间的人类总认为自身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其实只要人群存在，那些基本的东西也就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至于为什么今天“日常生活化”被提升，这和中国前卫艺术面临走出长期的地下状态不无关系。

　　一到那个画家村就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地下状态。确切的讲，是一种在开始被漠视的地下状态。

　　村落在北京的西郊，离最著名的两所高校很近，除了汇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由画家，还有一些诗人、作家、音乐人，电影人等等。应该说，带着新鲜感的开始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自由气氛。大家几乎都住着同样简陋的房子，同样简朴的穿着，几瓶二锅头、一点凉菜就可以聚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着；逐渐相熟的三五个人便有了一个小小的圈子，时不时会谈及一些与艺术有关的话题，兴致来了，甚至可以谈个通宵。至今我都认为那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个段落。真正的分化缘起部分画家开始有机会出售自己的作品。

　　由于以前的收入，比起村里一些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人（当时这样的不在少数），自己的条件还算不错。我是性情中人，大家兴致一来，吃饭馆，坐酒吧都是自己在掏钱。93年底，考虑到积蓄减少，我重返成都，在新南门开了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美工部，也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商业才能。当时附近的美工部已多如牛毛，市场也趋于饱和，我在投入一千元资金，只招收了一名生手的情况下，接连培训、业务、制作，营业额连续数月达到三万多，月均纯利润在万元以上，成了邻近店铺眼中的致富能手。性格决定了自己在一段时间里只能单纯的做好一件事，和商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断不会把自身放在“艺术家”的位置上，也没有那些狭义的文人气。这和与“圈里人”打交道有很大反差。当后来“痞气”在文化人群中流行起来时，对他们我依然抱守着真诚、执着及认真，尽管这些在他们眼里已是过时的迂腐。事实上，在当前追名逐利的大环境中，艺术界缺乏一种本质的真诚，这是任何所谓成熟的理由都无法敷衍的。

　　94年，我再次来到画家村，而此时的画家村早已不是过去的画家村了。作为全国最大一个没有依附官方体制的艺术家自由集结地，它逐渐为国际上的重要媒体及国内一些较为活跃的文化媒体所关注，这种关注给一开始普遍遭受冷遇的艺术家们带来了机会，其直接表现在闻讯而来的各式画商，老外们开始为画家的作品付帐。画家之间有了明显的分化，卖相好的画家开始形成新的圈子，并明显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一道有意思的风景线：生活相对好转的画家一改过去“室内型”的生活状况，经常出现在村口呼朋唤友，或在邻近的小饭馆海吃海喝，声调之张扬确使人联想到暴发户。当时一个画友常在我面前发泄他的不满，“你看，他们象不象一群农民？”这种分化给经济远未翻身的画家们带来了明显的压力、躁动，更多的人挣扎起来，寻求种种卖画的路径以求改变现状。出于不同原因逗留在北京的外国人成了他们眼里最直接的目标。至今清晰的记得通往村口的小路常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而一些画家即使遭遇陌生的他们，也会远远操持着蹩脚的英语高呼“哈喽”，然后连比带划将目标诱进自己简陋的画室；画室一旦来了老外或画商，通常是门户紧闭，即便相熟的画友来访敲门也佯装无人。透过这些从当初可笑到今天“成熟”的操作伎俩，应该看到他们对将来也有着平常、善意的构想，即通过经济、社会地位的升迁能有更优越的从艺环境，更加自信。不知他们是否清楚，成功从来是艺术追求的结果，而非目的；尤其在难以两全的初级阶段，这种构想和前面提到的那些装修或广告人的梦其实是一样的。当时的中国其实很需要这些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抱守着个人意志的艺术群体，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还远未完成自身意志与人格的完善便匆匆投入了商业利益的怀抱，而能在后者寻觅一个栖身之所又绝对是以牺牲前者为代价的。作为初级阶段的中国，“初级”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它同样体现在包括当代艺术这样看似前卫的精神领域，而上述的 “牺牲”也绝不限于一个画家村，而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前卫艺术的主流。此时，画家村给我的印象已经和过去的子弟校、美术学院没有多大的差别，甚至还要糟，因为它毕竟是寄予了希望自找来的。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北京文化讯息的灵敏，我接触到了包括行为、装置艺术在内的观念艺术，并在95年实施了自己第一个公开的装置作品——在大街上把收集来的破旧一毛钱纸币铺成一字长蛇阵，并用摄影机从很低的角度打广角拍摄路人的反应，记录人群在初级商业阶段的心态。为了避免交通堵塞等麻烦，也出于作品的需要，我把时间定在了天刚亮，拍摄的也主要是大清早赶去上班的人。即便如此，它还是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由于官方当时的不理解，我不得已回到了四川。在此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又陷入了苦闷与深深的思考中。观念艺术是否必需处于一个地下状态？中国本土的前卫艺术是否必须受西方势力的庇护（当时的“使馆文化”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些艺术家为寻求庇护，也为使自己迅速走向国际艺坛，开始结识各国家驻京的使馆人员形成种种社交圈，并围绕这一类的圈子实施自己的作品）？很快，国内的股票改革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即改革的试点多半选择在有商业基础而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南方--诸如深圳、广州，上海等地。作为在意识形态上较为敏感的观念艺术，能否把南方作为试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舞台已不单单是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唱戏了，经济作为一个崭新的角色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95年下旬，经过身心的调整，在成都我开始了以白领为题材的系列创作。首部名为《白领行为》的作品是在一个垃圾场完成的--自己西装革履、背着背篓，一边忍受着群群苍蝇及阵阵恶臭，一边挥舞着拾渣夹在垃圾堆里翻拣着小面额的纸币。这个持续了1个半小时的作品警示了经济开发过程中环境恶化等问题。首出行为实施后，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也源于长期对一系列问题的感受、思考，我开始尝试在实际运作中把前卫艺术从“地下”挪到“地上”。96年5月19日，在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我和几个大学生一起在太平洋百货门口做了派送一分钱纸币的行为（过后曾在几家娱乐城实施），以最小面额，极易被忽略的货币符号在高消费的场所去提示人群贫困的一面（其中包涵了对不符国情超前消费的忧虑）。作为当地第一个由本土艺术家独立实施的公开行为表演，现场十分热烈，观众除了市民、新闻记者，还有不少知名的画家。在这次活动的宣传资料上，我用粗黑的大字明确提出了“让前卫艺术到群众中去”，该作品顺利完成后，我加紧了与新闻媒介的联系，于同年８月在成都科技大学正校门口推出了《我挺立着……》：站在紫红丝绒圆台的自己高高在上，手持俗称“砖头”的老式笨重手机，身后搁置一具担架，在烈日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以纪念碑似的形象挺立了3个小时以上，最后被朋友们用担架抬了下来。以四川省有限电视台、成都商报为首的媒体均到场并对这次活动进行了重点报道。行为艺术逐渐进入了市民们谈论的话题，不同行业的人也开始找到我并告知他们的看法。对与大众的交流自己是非常乐意的，即使不熟的人打电话联系，我也会欣然赴约。应该说，那时的罗子丹处于一种积极“入世”状态，创作热情很高。跟着，为警示文化界的“圈子”障碍在华侨大酒店创作了《我(们)的架上.装置.行为》；凸现了钱与色情丑恶关系的《小街装置》也在农贸市场展示出来--数百件各种胸罩、男女内裤放到了绵延60多米的瓷砖肉案与肉钩子上被叫卖；表现女性内质的组雕《IV转换》参加了当年的“雕塑与当代文献展”。

　　没想到这种积极的状态很快引来了少数圈里人的不满，开始有人提到我作品出来的太快，因而缺乏深度，他们可能忘了，莫扎特大量优秀的乐曲都出自他短暂的生命。艺术品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创作者的天赋，才华或力量。不排除成都是一个闲散的城市所以文化圈略带一些倦懒的气息，而一个勤奋的年轻人操持着富于张力的艺术形式且不断在公众层面推出一个又一个作品确实会给部分艺术家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其实，正确看待这种勤奋，对整个创作环境是有利的，而“有容乃大”也是东方文人的基本修养）。如果资金状况良好的话，我相信自己还会做得更多。虽然当时开了间临街的小店——“创意策划工作室”，毕竟大量的心力都耗费在了创作上，而作品于自己又绝对是在第一位的。现在有印象的，因为创作的缘故推掉的装修、广告等营业额就在数十万。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99年，当时我和成都一家很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挂上了钩，并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一套新颖的有关售楼的设计，对方负责人杨先生看后十分赏识，表示愿把一套小区的总策划权交给我，当下开价20万，希望我能拿出一个文字方案来（当时我是很动心的。任何一个策划人都清楚，通过策划完全可以介入相关的广告、印刷、制作等业务，在这20万的下面，极可能隐藏着另一个20万、30万，甚至更多）。刚好这个时候，四川美院批评家王林发来了“都市人格”现场展的邀请，放下了手头已完成一半的方案，带上一个帮手我便匆匆赶往重庆去了；而在酷热的山城因布展过于劳累，竟因睡过了头无法出席关键的开幕式。耽误了半个月赶回成都，因我态度的不明了和营销任务的紧急，房地产的单子已名花有主，对方也多少有些怪我没把这笔业务当回事。疏不知，我恰恰是个缺金少两的人，常为购置作品材料而厚着脸皮向别人借钱呢。用今天普遍的眼光来打量自己这些作为，绝对是不可理喻的——象这样接二连三只知道做作品，却没有动用那些实质性的利益操作手段一样。聪明点，最好半年做一个，然后花上半年时间和那些文化领域的“关键人物”挂钩、炒作它，再花上半年时间享受炒作带来的若干果实...既能豢养一份“好心态”，又能因迟迟推出作品得到“有深度”的褒扬。认为我作品出来太快的人就是参照了这类一年半载的周期。可惜我无法去做一个聪明的人，聪明也从来不是自己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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